最近读到了宋元明。自然心情会比较沉重，在柏杨的笔下，这连绵数百年的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从宋朝时代保守估计领先于西方100年的文明优势，到19世纪时，中国相较于西方近乎愚蒙的落后，根基就在这几个朝代混沌黑暗的统治之上。
宋朝时期，政府的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而且举措失当毫无信义，当战时不战，当和时不和，军队昏聩不堪一击，却偏偏屡屡背信弃义去撩拨强敌，不能不让人想到汉朝时期的夜郎之辈，尤其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军队软弱的根基就在于自‘杯酒释兵权’开始的‘将兵不相熟’的宋朝统治者的政治思路——看到岳飞的岳家军，以及那些民间兴起的反抗力量，短短几年，令战斗力焕然一新，不能不觉得这是民族潜力何其之大。提及岳飞时，柏杨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提到他的字和词，哪怕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说，都是第一流的。中兴四将，可叹只是未能中兴，柏杨对于赵构乃至那些伪名臣伪明君们的辛辣鞭挞，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让人切齿的。
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宋神宗，柏杨赞为史上少有的明君，按理说，他的努力并未克全功，然而就凭他虽出身深宫，但却有着少有的眼光，以及在变法过程中较为坚定的立场，却的确不多见，而王安石变法对于宋朝国力的振兴，也被柏杨从层层史书恶贬中描拓了出来。至于司马光，这个我们多数人敬仰的名臣，透过一些事实来看，却的确有些让人失望。这样说起来，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前者可以更加明显的表达喜恶和立场吧。
宋朝对蒙古以卵击石的挑衅终究让蒙古改变了只让它做属国的打算，转头吞并，而在那些软弱相毕露的满口忠君爱国士大夫中，木秀于林的南宋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纵使不说他们有多么高的才华，单凭那股照耀千古的气节，好歹还算为读书人争了脸面。
唯一觉得有点主观的地方是，柏杨突出批判了宋朝的软弱和军事政策的失当，但是，这种政策客观上杜绝了一直存在的朝廷内乱、藩镇反叛、军阀混战的情况，为民间各方面的休养生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而导致了宋朝时期科技文化商业各方面的充分发展——而不应当如同柏杨说的，很奇怪的，在人民的努力下，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政府下，居然社会得到了发展等等——当然，软弱的军事和昏聩的外交是后来对汉族人民来说是地狱般的元朝统治的直接原因，这点，宋朝统治者绝对是难辞其疚的。
到了元朝，作为殖民地的中华土地上，人种和职业的等级分类，算是狠狠的抽了道学家们的耳光——蒙古、中亚、北人（原蒙古统治下北方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南方汉人）依序而下，被粗暴吞并后的汉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奴役；而在九种职业的贵贱里，儒家排在第八，它的上一位是娼妓，它的下一位是乞丐——蒙古人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种只管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职业存在，虽然或许矫枉过正了，但是读读在昏聩的时代里，那些让人气闷的读书人的行径，看到这里，竟然不厚道的一快。
接下来就是风起云涌的民间起义和抗争。不可一世的蒙古汗国，在连续三代不可多得的天才般的可汗之后，终于开始失去了上天的眷顾，而恰此时而起的起义军已经可以对元帝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了——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竟然落入了被柏杨评价为‘心理和性格有着极其阴暗一面’的朱元璋手里，‘革命群众和民间力量’错误的选择他们的领袖，就必然要付出代价。中国从此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明朝时期，不可理喻的株连式的大屠杀、开了闭关锁国的滥觞、为了集权政治而陷入了空前的宦官政治（联想到汉朝时期同样为了皇帝的集权统治而陷入的类似的境地，不由认识到，从历史学习经验是多么的难得）、程朱理学终于巩固了地位并开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统治，明朝几乎是中华民族失去了一切光明性而把一些近于劣根性的渣滓翻到了最上层，何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