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摘抄聊以备份。
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甚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大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当我把这点意见，这样打算，怯怯的同我上司说及时，感谢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甚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分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记者：1985年，你当选为瑞典学院的院士之后，很多中国本土作家认为你的当选为中文文学竞争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20年过去，中国本土作家依然没有人能够问鼎诺奖，您有遗憾的感觉吗？
马悦然：我告诉你，我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时候我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翻译他的《沈从文自传》、《边城》、《长河》，那个时候我认为沈从文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我不应该对你说，不过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现在可以告诉你。1988年沈从文肯定会得到文学奖。你知道，我们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会开会，除了夏天的6、7、8月不开会。1988年的5月10日，龙应台女士给我打电话，她问，“你听说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我就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沈从文先生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问，“你说的是谁？”我说是沈从文。他说，“沈从文是谁？”我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再给李辉打电话，他是一个专门写文化老人的记者，我们是老朋友，我请他打听清楚，沈从文到底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告诉我沈从文真的去世了。我记得那是1988年5月10日。我告诉你，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在你看来，除了沈从文，中文作家中没有人再能得诺贝尔奖吗？
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马悦然：巴金？就我看他的《寒夜》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非常惨烈的一个悲剧，写得非常好。《家》、《春》、《秋》是很有价值的，价值在哪里？将来的人要是想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人的生活怎么样，读《家》、《春》、《秋》就会懂得。但是从文学价值讲，就我个人看，巴金的《家》、《春》、《秋》远比不上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沈从文自传》，这是不能比的。老舍，虽然写过《骆驼祥子》，在1949年后也写过《茶馆》，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就不对劲了。茅盾呢，后来完全不写东西了，自从做了文化部长以后就不写了，不过茅盾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介绍北欧文学，茅盾做了很多工作，他自己喜欢北欧文学。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 郭沫若 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