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最关心的两件事情，莫过于流感疫情和谭卓事件。前者为天灾，后者为人祸。关于谭卓事件的思考，天涯上很多各种角度的文章，基本上也写出了我所想到的东西。
而就在我继续读着《社会契约论》的同时，可以说近乎悲凉的心情也在默默的泛起，或者说，是一种无力感。
但是，还要继续读下去。
也谨向年轻阳光且永远年轻如此刻的校友谭卓致以深深的哀悼。
一旦开始讨论政府这种无趣的话题，书看得就不怎么顺畅了。而且，阅读的结论，也只是让人更加认清现实罢了。
政府和主权，是容易混淆的东西，但是看过前文，自然很容易就能知道，“政府是主权者的代理人”这个道理。
政府理当是位于一般意志和个体大众之间的媒介。对于一般意志来说，政府恰如一个有力的身体之于人的灵魂。
卢梭提到政府作为一个团体，必将拥有自身的意志，但是重点在于如何保证这种意志不超过一般意志的约束，从而最终导致契约的崩坏。
接着有几个有意思的结论。政府的权力即国家的权力，在国家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是恒量；政府的实施力度取决于意志的强度，在绝对权力守恒的前提下，政府的官员人数越少，越有可能实现个体意志和团体意志的统一，则政府越强——所以，一个人的政府，理论上是最强的政府（当然，这种统一，显然会容易导致与一般意志的偏离，直到社会的崩坏，所以度，是个很难把握的事情）。而且，国家越大，越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换言之，国家越大，则政府应越小。
所以，民主制适合城邦，贵族制适合中等国家，君主制适合大国，这是一个推理的结论（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任何一种政体，都不应该是专制的，因为，有效的契约必须赋予大众的否决权）。
在后面具体的阐述中，比较实在的话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存在的，追求理想化的民主制的弊端被卢梭作了详细的分析。而他对民主，贵族和君主制度的比较结论是，世袭的贵族制度是最坏的制度——而选举的贵族制度，则是真正的’贵族’制度。
接下来的篇幅则是集中在对君主政体的分析之上。他指出了君主制的种种弊端的同时，自然也提到了在君主制度下的一些尽可能的解决方法。有意思的是，我们不难发现统治者在这些措施上的所见略同。例如，“哪怕孩子智障怪物来当政，也不要选择贤王的冲突。”，对继承顺位的严格规定和不可动摇，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成熟的封建王朝视为至高的定则。
卢梭又用大量的篇幅来说明了，没有一个普适的，完美的政府可以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国度：他更倾向于推导出一个判断何为好政府的标准，然后借此因地制宜的来选择合适的政府形态。 而他的标准被他抽象得似乎有点粗暴了：最好的政府是在其治下不需殖民，归化，人民增长最快最多的政府；最坏的政府则反之。
结合中国的情况，必须说，我有点被雷到，但是，如果考虑的更多的是欧洲，那么这个去繁就简的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卢梭还是满现实的认为，如同特殊意识对抗一般意志一样，政府对主权的违背也是一种天性。所以腐化的自然性就如同人类的老龄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缺乏相应监督就势必走向腐败：两种方式，收缩或解体。
民主制蜕变为暴民统治，贵族制蜕变为寡头政治，而君主制蜕变为暴政。
如何保有长久的健康？唯有主权者所有的立法权。该权力也是作为主权者的大众所拥有的唯一有效的权力。在讨论主权权力保障问题时，卢梭似乎也遇到了绕不开的难题，他所讨论的一些场景，应该说，有些不太通用：他指出首先多个城市组成国家是不提倡的的，其次，如果实在无法做到，那么首都和国家财产应当各城市轮流……这样的提法显然更主要的是从欧洲的角度考察而言。
再者，大规模的集结（以希腊罗马为蓝本），是作者看来实践主权权威的有效方法，也恰恰是政府出于其天性而畏惧并且会阻止的手段。而通常，这会导致主权权威的最终消失。
让人郁卒的是，卢梭推导的结论有一条就是，以代表或者代理人为基础的所谓中间权力，是一种不那么好的制度，因为，人民是无从代表的，代理人只能是人民的使节而不能作任何的决定，因为一般意识不可能由一小部分人来代表。所以，他说，除了小共和国，我看不出主权者如何行使权力。囧，所以他的观点或者说心目中的理想政体，依然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古风。这个算是他独特的，执著的慕古之心么？
关于行政权力，卢梭这里的一段话，恰恰很类似于孔子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人有权提出大家应该做什么，但是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要作的事情。”而且，他还特地指出，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主权者给与，所以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谓契约的关系。国家中只有一个契约：结成社会的公约。这是完全排他的。
政府的组成，即官员任命等，本身是一次法律的执行过程（由政府），而绝非第二个法律。而对于如果政府本身还未存在，那么岂不成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卢梭列举了英国的例子指出，主权者在特定情况下是有可能以临时政府的形式来履行权力的。
如何防止政府篡夺公众的主权？考虑到这是政府的天性，卢梭认为，周期性的集会是很好的办法。改变政府是会造成伤害，但是一旦该政府无法再保证大众福祉，这样的改变则是应该的。集会目的在于两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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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者是否希望保有目前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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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希望原有官员继续保有行政权力？
这两个问题可以否定现有国家一切法律和约定——甚至包括社会公约。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无法想象社会大众一致通过解除社会契约，然后回复自然的权利及自由，然后奔入丛林作鸟兽散。
何况，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的丛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