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金庸是不是沈先生的粉丝？
这个其实是最好回答的问题了，因为有本人表述为证，金庸在很多访谈中就明确的回答过这个问题：
金庸：韦小宝的问题，我还忘了提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把中国人不好的典型，愚蠢、愚笨，搞精神胜利，对于世界不了解、很尖酸刻薄、很否定的人物。但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中间，个性中间、性格中间有着很多不好的在内，特别他提出了要否定这种人。这篇文章就说，沈从文写的文章里面，那些人物都是善良的、温情的，使人觉得乐观的、和蔼的，他写的都是湖南人，其他省份中间这种可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要了解中国人，应该看鲁迅先生鞭策的这种中国人不好的个性之外，还要看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中国人个性比较好的一面。我写韦小宝，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我主要还是想写中国一个封建时代官场里比较不好的一批人，他受贿赂、去做坏事，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所以韦小宝基本上是否定的，不过他也不是全面否定。中国人的性格中间还是讲义气的，有一种共同愿望这种性格。中国人性格很普遍的，大家都有。这一方面是可以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不能说，借助了沈从文先生的好处，韦小宝不是全面肯定，十分之九是肯定的，也有十分之一的（坏）处在那里。（岳麓书院，千年讲坛）
（女）记者访问金庸，说“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写出来的小说却是很侠气很激烈”。金庸说，也许是现实中很多事我做不到，所以就让小说中的人物去实现；小说总是要写矛盾、冲突，冲突越激烈越好，人物、故事在激烈的冲突中得以铺展。象沈从文在《边城》里平淡地写得那么动人，我做不到，他是高手；沈从文是我佩服的大陆作家。 （CCTV6，人物专访）
人物周刊：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金庸：一百年有很多人啊。沈从文吧，文字好，路子好。
人物周刊：好像您跟他的风格有接近的地方，古典式情感——
金庸：沈从文喜欢，巴金也喜欢。 （人物周刊，专访）
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 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 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金庸《三剑楼随笔·民歌中的 讽刺》）
还有许许多多的散见于金庸自己或者他人侧写文字中所体现的，金庸对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喜爱和敬佩（当然，黄永玉和金庸私交之笃同样也是佳话）。
然后，我们再看看金庸创作中，到底和他所喜爱的沈从文作品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和传承？
咋一看，这似乎是个很主观的问题，所谓文学创作，丝丝缕缕、潜移默化的影响，真的可以清楚的划出条条框框来？——的确，有很多时候，并非如此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
可是，在金庸身上，这个问题，却依然算是「送分题」。
涉及这个话题的专论、文章并不少见，有的是从金庸的创作内涵、有的是从金庸故事的少数民族和边疆背景、甚至是从他的人物设定描写，不一而足。
有兴趣的话，下列的一些资料可以供参考和挖掘，固然都算不上是什么非常严肃权威的「学术论著」，很多也许只是爱好者的自行索隐之作，但是至少可以带来启发
……
即使抛开这些，以常理而论，从幼年时期就喜欢沈从文，而且后续生活中和沈从文未尝没有许多间接的联系（比如，他百般不待见的表兄「云中鹤」是沈从文心目中的伯乐和挚友，在出事后，沈从文也是少数真心哀恸并且付诸行动的人；比如，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和金庸算是历时长久的好友，并且有互相帮助的种种……），在古稀之年依然喜欢——如此种种，作为创作者的金庸，作品没有受到沈从文文字影响的可能，实在微乎其微。
写到这里，不妨做个简单的发散，大家可以看看下面两句，是否在精神内涵上有相通之处呢？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 生。
而且，作为几乎可以终结此论证的一个例证，我不妨举出其实金庸作品中，最纯正的同人作品来为这个部分做个结语。那就是《白马啸西风》，如同《白马》非马，亦非“武侠”——谈沈从文与金庸之二中阐述的（文章写的很好，我就姑且直接引用如下，侵删）
《边城》与《白马》，篇幅相当。《边城》5万字，《白马》，6万字。
故事都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城》在湘西苗族聚居区，《白马》在回疆哈萨克游牧地。李文秀母亲上官虹的自杀，其实很牵强，把8岁的爱女弃置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沙漠中就忙着去殉情，太不负责任了（《雪山飞狐》中胡斐母亲的殉情，无此牵强，她把儿子的未来交给了自己足够信任的“苗大侠”，古人遇 到一个“可托三尺之孤”的朋友，是可以坦然赴死的）。似乎李三、上官虹夫妇在小说中的任务就是把孩子送到草原，任务完成，抽身告退。
翠翠的父母，像李文秀的父母一样，深爱对方，终致于殉情。李父死于他杀，翠父是自杀，然后，李母与翠母跟着殉情而死。
十几年间，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李文秀和“计爷爷”相依为命。“爷爷”“计爷爷”死了，都留下孤女，面对不可知的命运。
翠 翠、文秀，都是一份无处倾诉、不能自主的初恋情怀。少女情怀总是诗？《边城》与《白马》，笔调相似，平和舒缓淡雅隽永的散文诗格调。李健吾视《边城》为 “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白马啸西风》远不及《边城》杰出，其风格仍是“田园诗的,牧歌的”。
《边城》《白马》，都有“鸟人”夜半唱情歌，傩送的歌音清沥如“竹雀”，李文秀的歌声婉转，如“天铃鸟”。
《边 城》，翠翠、天保、傩送三人的情感历程；《白马啸西风》，李文秀、苏普、阿曼的情爱纠葛。与李文秀“竞标”苏普的，是阿曼；对傩送感兴趣的，除了翠翠，还 有一个以“碾坊”为陪嫁的团总家的小姐。而团总家小姐与阿曼，分别是傩送、苏普的父亲（船总顺顺、苏鲁克）所喜悦的。
傩送、苏普（暂时或永久？）地离开翠翠、文秀，都有来自父亲的影响。后者，很重；前者，影响轻微，但仍存在（“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
沈从文曾说：“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李文秀则疑惑：“如果当年你（苏鲁克）知道了，就不会那样狠狠的鞭打苏普，一切就会不同了。可是，真的会不同吗？”
金介甫认为“《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感觉《白马啸西风》正有这种况味。
其实，《白马》的结尾也有点像《边城》。《边城》的结尾：“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白马》的结尾：“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都充满不确定性，不尽的怅惘……
翠翠、文秀的结局，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的名言“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更记起 “这个世界没有安排好。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最后，回到《连城决》，这部作品，和沈从文的作品关系究竟如何？
平心而论，假如对照《白马啸西风》来说，它算不上最「逼真」的同人，但是，下面几个方面却让它无法摆脱「沈从文」的标签：
从故事的内核来说，于我理解，全书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乡下人进城」（即《连城诀》第一章回目名）的故事。讲诉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淳朴、天真、善良的「乡下人」狄云，当各种机缘下步入尔虞我诈的「城里人」的世界后，是如何抗争、成长更重要的是保持初心而看破的经历。这本质上，和沈从文毕生的创作是相符的。《连》的创作内核与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无疑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
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集中在沈从文读者们所熟悉（也是金庸年轻时曾经短住过的）湘西，别的不谈，但是他们故居的「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这么个标签性的地点，能够唤起多少沈从文粉丝的联想和遐思？沅陵这个地方在文学史上所有的图谱，几乎都是在沈从文的一系列作品中勾勒而出的：《边城》、《湘西》、《湘行散记》乃至许多小说。而茶峒（即《边城》的故事地点），距离麻溪铺也不过区区两小时车程而已。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故事的发生地，要说没有对自己文学偶像致敬的意思，我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最后，其实也是最 明显易见的，那就是在《连城诀》中，金庸好几个地方，采用了明显有别于自己日常文风的笔触，而其风格有明显的「沈从文」味道（虽然这种强行致敬的手法，即使在连城诀中也无法贯穿始终，但是这颗粉丝之心真是拳拳可见……）：
比如，下面这段「农家对话」，稍作整饬来混充沈先生的故事文笔，几可乱真（至少对我这种容易上当的）：
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又是半碗酒泼了出来，溅得桌上、衣襟上都是酒水。
“爹爹，你把大黄拿去卖了，来年咱们耕田怎么算啊？”
“来年到来年再说，哪管得这许多？”
“爹爹，咱们在这儿不是好好的么？到荆州去干什么？什么万师伯做生日，卖了大黄做盘缠，我说犯不着。”
“爹爹答应了卜垣的，一定得去。大丈夫一言既出，怎能反悔？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见世面，别一辈子做乡下人。” “做乡下人有什么不好？我不要见什么世面。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我带着它去吃草，
带着它回家。爹爹，你瞧瞧大黄在流眼泪，它不肯去。”
“傻姑娘！牛是畜生，知道什么？快放开手。”
“我不放手。人家买了大黄去，要宰来吃了，我不舍得。”
“不会宰的，人家买了去耕田。”
“昨天王屠户来跟你说什么？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你骗我，你骗我。你瞧，大黄在流眼泪。大黄，大黄，我不放你去。云哥，云哥！快来，爹爹要卖了大黄……”
“阿芳！爹爹也舍不得大黄。可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那成么？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总得缝三套新衣，免得让人看轻了。”
“万师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么？穿起来挺神气的。”
“唉，天气这么热，老羊皮袍子怎么背得上身？再说，你师伯夸口说练成了‘连城剑法’，我就是不信，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乖孩子，放开了手。”
“大黄，人家要宰你，你就用角撞他，自己逃回来，不！人家会追来的，你逃得远远的，逃到山里……”
再比如中途强行山歌教，固然水准值得商榷，但是不能不想到那些萦绕在湘西文学梦里的韵味：
心中记挂着丁典，等不得另找更合用的武器，便向东朝土地庙行去，心想：“我须得疯疯颠颠，装做是本地的一个无赖汉子。”将近土地庙时，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来：
“对山的妹妹，听我唱啊，
你嫁人莫嫁富家郎，
王孙公子良心坏！
要嫁我癞痢头阿三，顶上光！”
他当年在湖南乡间，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间，溪前山后，和戚芳俩不知已唱过几千几万首山歌。湖南乡间风俗，山歌都是应景即兴之作，随口而出，押以粗浅韵脚，与日常说话并无多大差别。他歌声一出口，胸间不禁一酸，自从那一年和戚芳携手同游以来，这山歌已五年多没有出过他的喉头，这时旧调重歌，眼前情景却是希奇古怪之极。听歌者不再是那个俏美的小师妹，而是一个赤条条、恶狠狠的大和尚。
他慢慢走近土地庙，逼紧了喉咙，模拟着女声又唱了起来：
“你癞痢头阿三有啥香？
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娇娘？
贪图你头上无毛不用梳？
贪图你……”
凡此种种，《连》除了本身故事内核的精彩和深刻，情节的跌宕吊诡，人物设定的讨喜之外，它多多少少背靠的大家和经典的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个并不长的中篇有着格外值得琢磨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它所获得的重视和聚光却并不突出，这是我为之略微抱憾的地方。
丁典、凌霜华、戚芳、狄云……这些人物的生离死别其实放在整个金庸作品的大体系里，也都算得上是相当纯粹而经典的悲剧人物，他们所体验的是和在金庸一些其他更为大众熟知的「热门」作品（比如《射雕》三部曲、比如《笑傲江湖》等）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们一样的苦痛——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也和《边城》一样——我所爱的中国文学作品，倘若也有「伟大的传统」一说，我则属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