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楼船铁马刘寄奴》这本书名咋一看有点让人犯嘀咕，哪怕直到读了引子部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莫名其妙的关于是否”地摊文学”的担忧——幸亏我知道作者是李硕，而他也依然没令人失望。他把从自己论文中抽取的关于刘裕战史的这一部分写得如此的深远宏大，张力十足，远超了我的期望。
南北朝那跌宕起伏的历史，门阀、宗教、军官各个阶层的此消彼长，发展的偶然必然，个中的”力学”之美，前人之述备矣，而李硕这本书其实也的确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多是点到为止；但是他笔下的几次提按顿挫所构筑的叙事的张力却是跳脱出政治军事之外，别有怀抱。
一方面是让人窒息而紧张的战场记录，另一方面时不时的会抬高视线，跳出战场，把目光放在更长更‘永恒’的事物上，让读者也随之心情鼓荡；就比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都特意指出的刘裕行军那一段：
刘裕军事生涯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405年春天，他在京口城（今镇江市）聚众起兵，反对已经废晋称帝的桓玄，从京口到建康一百多华里，他的小队伍走了三天，打了三仗，然后攻克建康（今南京市），驱逐了桓玄。这条路在长江南岸、紫金山脉北麓，魏晋隋唐时期的地理志书对它有所记载，那时山林茂密，人烟稀少，甚至有行人被虎捕食的记录。我对那场进军的描写是：“他们的右边是浩荡奔腾的长江水，江滨绿柳如云；左边是绵延起伏的群山，山间杂花竞放，群鸟啼鸣，花瓣伴随着微风纷扬飘落。这支千余人的绛红色小队伍，匆匆行进在迟来的江南春色之中……”
更不用说，他用类似导游词一样的笔触，浓墨重彩的描写了血腥的战后古都洛阳、长安；写的既美，立意又高，甚至让人对他转折上的些许生硬都可以忽视；无疑让人彷佛伫立在历史的长河前，对眼前这些欲求、杀戮和不幸来摇头三思。会有答案吗？这不重要；一本书能够带来片刻思索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难得。
另一处（方面），读的时候就心有戚戚，为之击节；等到最后后记，作者也为此自矜。那就是长安陷落前，僧众在尸山血海，众人相食的地狱一般的场景里不懈译经：
这里有奇异的世界，二日并照，草木枯萎；三日皆出，江河断流；五日同出，海水减至不没脚踝；七日出世，一切俱皆燃炽，大地烧坏，如燃酥油……
这里有三十三重天，生长着奇异的昼度树，一天之内，树叶生长，枯黄，飘落；复又发芽，重生，蓓蕾初生如鸟喙，花朵绽放如钵盂。满树奇花尽放时，光所照，色所映，香所熏，辉耀千里，周天殆遍……
384年七月十三日，慕容冲军已经围困长安，《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译出。384年十一月三十日，慕容暐在长安城内谋反前夜，译《僧伽罗刹所集经》告成。
384年十一月三十日，慕容暐在长安城内谋反前夜，译《僧伽罗刹所集经》告成。
385年的新年，长安众将按照惯例朝见苻坚，然后共进一餐。此时长安城中已经没有任何粮食。诸将回家后，都努力吐出了嘴里、腹中的食物，给家人充饥保命。… 二十四日，一千八百名燕军趁黑夜爬上了长安城墙，攻入南城。秦军急忙迎击，双方在微弱的月光下肉搏砍杀。天亮时，入城的鲜卑人全部战死，尸体被秦军各部计数均分，以充食粮。
就在这个春天，释道安、昙摩难提等译《增一阿含经》毕。如此岁月中，长安译经僧众以何为食，史书和佛籍都没有记载。他们译经序跋中，也从不提及当时的战况和处境——这种磨难，或许经历过的人都不愿提及。只是在译完《增一阿含经》后，淡淡记下一笔：“此年有阿（旁）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
二月八日，释道安忽告众僧：“吾当去矣！”遂无疾而逝。
而他在中原喧嚣战场之外，更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远去西域九死一生取经归来的法显事迹，按作者自己所说，这是把杀生与度人对照，方见人生全貌：
杀戮和超度，但他们又有某种相似——都忽略，或者说超越了饮食男女的正常生活，也许把他们合起来，才能看到人生和时代的全貌。
而于我而言，按照更世俗的理解，何尝不是乱世如斯，人生如露，人必须要到更宏大不朽的永恒事业中去寻求庇护的原因？见仁见智。
读正文已是过瘾，读后记感觉能和作者合拍更是欣喜；而此中有作者未曾特意提到，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六岁孩子的父亲无法卒读的部分，那就是关于桓玄和他年仅五六岁的幼子桓升的部分：
桓玄平生未曾吃过此等粗食，呛噎在喉中无法下咽，幼子桓升为他抚拍胸口。桓玄抱着饭碗和桓升，不禁呜咽泪下。
幼子桓升躲在桓玄身边，桓玄每中一箭，桓升都哭着给他拔下来，桓玄瘫软着浑身颤抖，泣不成声。
这里虽然没有言语，但是何尝不是东门黄犬、华亭鹤唳的故事，此时的桓玄是否后悔和追忆当年感慨：“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的太平岁月？而桓升这么乖巧的稚童，也要陪着自己的父亲殉葬，又究竟是做错了什么？—— 两晋南北朝乱世三百年间无计数枉死的孩童，又是做错了什么？
欲望都是需要代价，愈是宏大的‘欲望’往往冠以理想之名，而更是需要用鲜血餍饫，这个道理希望人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