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作为弟弟，弑杀了总体对他来说还不错的隐公上位，单从这一点，我从最开始就难免有些审慎地来看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很多行径在我看来，要么先入为主，要么上帝视角，终归谈不上客观了。
登位之初，老实说，鲁国在隐公任内，总体来说和周边关系相处还算融洽，作为手段不怎么光彩的政变上位的新君，鲁桓公的操作应该是不过不失：对强邻，他和郑庄公采用‘技术上’的高超操作，通过‘复祀周公’这个台阶，满足了郑国‘易枋田’的夙愿，借此保持了整个统治周期内和郑国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对弱者，他雷厉风行的借七月的‘杞朝不敬’，九月就‘入杞’，算是秀了把肌肉，树立了威信。然后在他接下来十几年的统治里，也许是风格和个性使然，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军事，他比起他哥哥要活跃显眼的多。这段时间里的春秋诸国的几件大事情，他都没少掺和；
首先是那件著名的桃色事件引发的宋国的动乱——华父督垂涎美色而杀了孔子先祖，乃至弑君乱国，而鲁桓公“为赂故，立华氏”，这就罢了，居然还公然把贿赂而得的郜鼎放上了宗庙作为炫耀，于是迎来了《臧哀伯谏纳郜鼎》这一段名文。须知，纳郜鼎和当年鲁隐公观鱼这两件事情恶劣程度可真不是一个量级的，而鲁桓公上位之初就做出这么不恰当的举动，我只能认为，他是真的把这当成了自己对外武功的一个大成就来看待，并且急于给鲁国烙上属于自己的印记。还好，在接下来十几年里，虽然他东征西伐，没少折腾，但是类似这样会被人指着背脊的明显错误并没有怎么犯过了……
何况，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国，特别是在桓公时代，鲁国作为周王朝某种意义上的礼仪所在，也算是守住了很多底线，左传里，鲁国几次一板一眼的关于‘礼’的展开，都算得上是为圣人点题了：子同问名，洋洋洒洒深入浅出的阐述了命名的规则、注意，更是点出了“大物不可以名”，隐隐的道出了礼法森严之外，背后对于尊者卑者各负有其分寸的克制；为齐分饩，不以国家强弱、功劳大小，而是严格按照周朝班序，哪怕得罪了郑国，也要强项一句：‘我有辞也！’。这种种的迂直，在国君之外，体现出了‘鲁国’作为一个文化载体独立于统治者之外的秉性来，尤其令人佩服。
可是，在仅存的礼法之外，春秋动乱的火苗，依然毫不留情的在四处延烧；
一代雄主郑庄公死后，郑国立马陷入了内乱，还是那一套继承人在国内权臣（祭仲）和国外势力（宋国）支持下博弈争斗的乱象，几年之间，城头旗帜变幻，而宋国作为一贯“婚姻输出国”来操控他国继承的手法，这一次手段拙劣到了居然把和自己扶持方的关系都搞崩的程度；于是我们看到鲁桓公忙于一会儿忙于四处外交结盟，一会儿忙于出兵伐郑或救郑，但凡读书走神了一下，就会被瞬息万变的敌我形势搞懵；等看到了被我们以贤公子面貌认识的公子忽刚刚上位又被火速杀害，更是唏嘘不已，这几乎是如同读到古龙《碧血洗银枪》里沈红叶被秒杀或者乔治马丁的‘血色婚礼’一样的突然和遗憾。假如郑庄公泉下有知，看到他死后，郑国变成诸国博弈之所，不知作何感想？就他个人而言，在世的时候几乎把能做的做到了极致，进退有度，治国有方，唯一可以事后诸葛亮来诟病的也许只是对子突和宋的遏制？所以，乱世动荡，非人力可把控。
此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后世会逐渐更有存在感的晋国和楚国，在和鲁国较远的地方，也忙碌的发展着，不论是晋国的曲沃武侯那一支和本家同样源于‘名’的恩怨，还是楚国开始展现其武德充沛四处征伐小国的活跃，虽然文戏平平，可是，左传擅长写战阵的特点，在这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敌我准备、勾心斗角、战场形势、对战细节往往寥寥几笔却绘声绘色，让人读来酣畅淋漓，更不用说楚国和随国之间围绕季梁的几次见招拆招，实在也是春秋这十几年间值得好好回味的‘国际大事’。
但是，这一切的戏剧性，都不如鲁桓公的死那样让人觉得荒谬，被戴上了兄妹乱伦的绿帽子之后，最终在奸夫的地盘死于奸夫安排的凶手之下，最终“丧至自齐”，所以，哪怕他的登基不光彩（弑兄），哪怕他的执政不算完美（征伐过多，嗣子幼弱，国家多故），但是这种非典型的国君非善终死法（毕竟，‘并后，匹嫡，两政，耦国’这些总结出来的‘乱之本’和他的横死一样都搭不上），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卫宣公烝母杀子引发的卫国‘二子同舟’的人伦惨剧一样，春秋间所谓的礼法秩序，哪怕还是在孔子的所传闻世，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桓公十八年，算不上圣君，‘桓’字谥他的克敌服远，考虑到他对周边征伐，和戎结盟等等，也算是中肯，他不是一个类似他哥哥或者郑庄公那样有君子之风，但是倒也不能算是昏君庸君，而他的离奇死亡，也为齐鲁两国后面的世仇埋下了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