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跪下还礼的时候，怎样用眼角观察来客究竟是什么时候起身；
在烧纸的时候，怎样可以做到既不让火焰扑腾，又不至于让闷烟熏到了灵堂里喧嚣的牌桌；
一柱香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四十分钟，而依照规矩点着的三根香，往往个体差异而导致先后错开的那几分钟会让人踟蹰不已；
冬天守夜的难度和夏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炭火火盆往往只需要节制地在上面填上一根无烟木炭，就可以拯救小小半个时辰的寒夜；
上山次日要覆土，头七需要祭拜烧纸，阴生的时候按照乡下习俗本来也应当有客来访，等等等等。
可是这些因为爷爷奶奶这几年的丧事而学到的零零星星的”知识”，原本是在乡土沉淀了许多年的习俗，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在城市里将越来越没有继续的土壤，以后未必也用得上了。爷爷的灵堂就布置在三五一七工厂大门口里不远，那个我小时候曾经无数次经过的足球场遗址，仿佛是在我的生命里画了一个封闭的环。
爷爷的名字是肖德芝，出生于一九二八年阴历大年初六，卒于二零二三年腊月二十五凌晨一点四十七分的睡梦中。享年九十五岁。
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白天刚刚从长沙赶来换班的大姑夫妇；我爸在自己家睡觉，据说就在当时忽然惊醒，看完时间后正在忐忑中，不久就接到了大姑的电话。
唯独在杭州的我，因为前一天睡得太晚，手机也静音丢在一边，到了早晨九点半，才看到了七点多钟十几个未接来电和我爸的微信留言。懊恼之后再立刻着手准备改票提前返乡。
爷爷身体一直很好，哪怕是近两年，除了耳背和轻微糖尿病，并没有其他的毛病；走起路来更是虎虎生风，连年轻人都跟不上。直到二零二二年国庆期间，一次轻微的中风之后，才开始有了行动上的老态，而年底新冠的突然放开，在养老院的他，也持续低烧，虽然在年前回家之后转阴，但是终于人开始变得糊涂，期间下床摔倒过又似乎伤了些筋骨，所以在走之前的最后两周，让陪护的子女们辛苦了不少。
按照小姑姑的描述，最后一周多几乎睡不了囫囵觉，总是被爷爷拍手叫醒，或者是要起夜（但是时真时假），或者是说身上疼痛要帮着捶打按摩，或者是突然发现他滑倒在床边的地上（幸亏床并不高）。而我爸妈那段时间也都因为心悸于每一个打来的电话而惴惴不安，无法安睡；
到了爷爷走的最后一天，大姑从长沙赶回来接班，随车也大包小包带来了许多行李，预计时要在岳阳服侍爷爷一段时间，可是没有料到，仅仅半天之后，也许是终于等到了所有子女的爷爷，就在凌晨走了。
“爷爷走了以后，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怎么也松不开——我就在他耳边说了：亮亮、冰冰和翔翔他们都在回来的路上了，你老人家放心咯，他们赶得上来送你咯……好了，这下他的手终于可以掰开了。”大姑姑是这样告诉我的。每一位老人去世的时候，似乎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毋宁说，这是我们对于逝者有灵的一种希冀。
守灵期间，按照惯例，停在灵堂的爷爷脸上覆了一层薄纱，我也是直到在上山当天才看到爷爷的面容，原来圆润的面容，已经瘪瘦了很多，嘴巴也微张，几乎没法和遗照上带着鸭舌帽而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的爷爷对上号了，但是，唯独看过了这处于终点的爷爷的面相，我与爷爷这四十来年的同行，或许才算完整。
而我和爷爷的最后一次真正的见面其实已经是三年前的疫情发生的那个春节。而在模糊的记忆里能追索到的第一次见面，恐怕还是懵懵懂懂的趴在爷爷的肩上的幼时了。
在我三岁以前，我有大把的时间是厮混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即使是年岁渐长，甚至开始读书，每个寒暑假，每个周末，都少不了我在爷爷奶奶所住的三五一七工厂漫山遍野的玩耍——要知道，八十年代的军工厂区，那是一个怎样自成一体而浩瀚无边的空间：车间、铁道、荷塘、住宅、俱乐部、学校、澡堂、球场、公园、电视塔……俨然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
爷爷一直爱穿藏青色的中山装，于是乎，我幼年记忆里，和爷爷或牵手、或揽抱，爷爷钉着塑料扣子的袖口，宽厚的肩膀，落在几十年后的记忆里，每每想起，都是占据了大半个视野的特写，如在眼前。
而在无数次在厂区往来的过程里，总有那么两次仿佛是作为‘典型’，始终那么具体生动的浮现在最前。
一次是我似乎还被被子裹着，在寒冷的晚上被爷爷抱着去看病，我脑袋就耷拉在他的左肩，伴随着他的脚步看着昏暗路灯下熟悉的道路；这条路从爷爷奶奶的平房出来，沿着厂里电视台的山上的水泥阶梯一路向上，穿过两个桥洞，然后左转下坡，坡下是一个灯光篮球场，整个球场比路面要略低一些，被既作台阶也作座位的一圈水泥楼梯围绕。我至今似乎还记得脸蛋在中山装的上衣上摩挲的感觉。
而就在送爷爷上山的当天清晨，六点钟左右，天还黑着，我约上表弟，在让人瑟瑟发抖的寒风里，急急忙忙的走了一遍这条老路。路的两端早已面目全非：平房上早就修建了如今看来又应该再翻新的楼房，平房坡下作为幼年乐园的铁道已经拆掉，如今是条车水马龙的四车道马路，可是，那条萦绕了我无数记忆的下坡道，却和记忆里四十年前的样子毫无差异，不平整的水泥楼梯，被来往的人（包括幼年的我）摸得油光水滑的金属扶手，和那几十年未变的暗绿色油漆。上面我甚至可以找到隐隐记得我小时候被刮破虎口的凸起！站在坡下往上望，那里曾经有好多等待我上去的身影，有幼年的玩伴，有爷爷奶奶，有年轻时的爸妈，姑姑们，有奶奶曾经养过的猫咪……可是现在，早已物是人非。
另外一次，那应该是我快上或者已经在小学的时候了，也恰恰是春节，应该是二十九左右，爷爷照例带着我去厂里的俱乐部（就在岳阳楼坡下进厂的门口）去取过年发的年饭菜。是的，那个时候，每到过年过节，军工厂的福利可是相当的不错，每家每户会领到特定的菜票，可以春节期间去领年饭的菜；那可不必担心众口难调的问题，因为发的就是当时岳阳人年饭桌上的老几样硬菜，不会犯错：虎皮扣肉、珍珠肉丸、八宝饭、油炸肉丸这些——甚至在如今，我走出灵堂，看到隔壁的饭店门口照样挂着招牌在兜售这老几样菜肴，只是价格当然也与时俱进了。
领完菜，爷爷也会带我在俱乐部里逛逛，毕竟早些年，工厂除了解决物质生活，还会在春节组织一些灯会、灯谜，我记得抬头看看，在俱乐部内外挂满的灯笼和飘动的灯谜纸条，是那么喜庆且壮观。
我站在遍布煤渣沙砾的空地，背后是爷爷的灵堂，眼前望去就是俱乐部被夷为平地后改成的临时停车场，虽然明知道这种由于身高和年龄带来的滤镜的贡献巨大，可是这依然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那里曾经举办过我一生中见过最好的春节灯会。
随着我慢慢的长大，按理说爷爷是在慢慢步入老年，可是，事实上，看起来持重的他，其实一直都是那么有活力，有好奇心，毫不停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回想爷爷的‘客观’年龄和他不同阶段的兴趣和努力，如今四十岁的我，或者才能体会到爷爷是一个怎样真正特别的人。
当时还算年轻的爷爷提前退休了，但是勤劳或拮据（或许并存）让他闲不下来，所以他就和朋友一起‘偷偷摸摸’的去了醴陵打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去做了什么工作，只知道在那个年代，私人打工这个事情是有些不光彩甚至违规嫌疑的，所以奶奶再三叮嘱我，有人问到了爷爷只许说是出门走亲戚去了，不要瞎说；但是天地良心，我哪里有真的知道爷爷是去做什么了呢？
过了不长时间，爷爷回来不再出去打工，但是闲不住的他，又开始自学做玻璃美工品。在家里买了精钢钻笔，长笔杆，梯形的笔体尖端有一颗小小的人工钻石，这是用来切割玻璃的；然后家里到处堆了大大小小的玻璃板，塑料花，小鸟模型等等等等；做出来的成品往往是方形、扇形的一个小玻璃匣子，做背景的一面和底部是镜面，其余四面透明玻璃，里面是用塑料花、小鸟模型等等做出来的类似盆景的装饰，现在回忆起来，摆在家里的确颇为精致，完全想像不到爷爷是从哪里学来的？或者是自己琢磨出的？每次他花个几天时间做出几台之后，就会打包好，拉起我的手，施施然走过洞庭南路，走上南正街，找到熟识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然后摆放在那里的柜台里代售。我有些懊悔，以前没有问过爷爷这笔生意收益几何，如今恐怕在我心里也只能留下一个问号了。
等我上小学中后期，可能是经济上压力小了，而且终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节俭归节俭，我便再也不记得他有特别的‘谋生’的举动，似乎可以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正好那时候撞上了席卷全国的气功潮，而爷爷从年轻时就真正下了功夫钻研中医，自然一下子对了胃口，开始认真投入了。
他选中的是‘智能气功’。不光自己练，他也带动着奶奶练，劝不动子女练，他好歹把我也手把手的教着练起来；除了身体力行，更重要的是，他按照老习惯是要吃透原理和根基的，所以家里一时间多了很多杂志、教材；哪怕是到了今天说气功就有些变色的今天，按照好歹从我读过的那些智能气功书籍，见过爷爷练功的方法来说，庞鹤鸣（现改名庞明）老师从最开始就是强调科学解释气功，强调党组织在修习气功过程中的作用等等等等来看，就实在是个高人。而且，捧气灌顶/形神庄/五元庄三套功法从易到难，先抛开那些虚虚实实的气感、修炼，单从健身体操角度来看，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可以自如下腰，身体也一直不错，我始终觉得功不可没。
更何况，干事情认真的爷爷，不但练了功，还俨然钻研成了本地知名小专家，周边的功友慢慢的把肖老师叫的山响，有时候周末，我陪着爷爷去讲课，他带着备好的课程，穿着的确良的白衬衫，口袋里插着钢笔，谁知道做了一辈子工人（小商贩）的爷爷，到老开始讲起课了。我听过爷爷的课，讲的确实不错，深入浅出，要做示范的时候，动作也标准挺拔，难怪声名鹊起。
和别的老人也许略有不同，爷爷因为年轻时就对中医感兴趣，等到了学气功之后，除了医自己、家人之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帮助别人；在‘讲课授业’之外，他还捣鼓了不少——最特别的是，在我高中时期，他开始练习‘电气功’，简单说其实就是提高自己的电耐受性，和患者对面而坐，各自捏着从220V插座接出来的火线和零线，然后，利用短暂的穴位按压时电流带来的刺激来增强疗效：当时我正好是面临着视力迅速下降的时期，于是，爷爷花了不少时间给我做了许多类似‘电眼保健操’的疗程。每次都是感觉爷爷的手指头按压的时候麻麻刺刺，至于最后的效果，这就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手为他在周边带来了不少的知名度，而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折腾’以及好奇心，多多少少在我爸乃至我身上潜移默化的带来了影响。
一九九八年，高考完毕，背着行囊的我，就带着爷爷谆谆教导的：“于事事通一事，于一事通事事。”离开了家乡。虽然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似乎来源于赫胥黎的’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但是，我没想明白的是，爷爷是在什么时候把这句话给本地化的呢？
随着众所周知的那场风波，一时间席卷全国的气功热潮终于以一种极其猛烈的方式被熄灭了——虽然，未免有些‘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意思。
爷爷奶奶也默默的停下了多年的气功修习，似乎忽然间就把兴趣转移到了佛教上。按照爷爷的习惯，他念佛可不会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之后每次回去，都会看到他们房间里的佛学相关的书籍越来越多；识字不多的奶奶也因为要念经，跟着开始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佛经上的生僻字。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吃斋，尽管被子女们因为身体和营养原因劝住不吃长斋，而是选择了每个月的十五、三十固定日子吃斋的方式，可是，这一来就坚持到了去世。
与此同时，虽然身体依然硬朗，但是爷爷的听力逐渐明显下降，最开始我还能通过电话时不时和他聊几句，报报平安；后来即使在当面，也要大声在耳边喊；等到了最后几年，似乎爷爷已经完全靠意会和似有似无的听力，活在相对独立的自我世界里了。而我由于最后几年疫情原因都没有回家，偶尔和爷爷的交流也全靠微信视频里，远远的招手和爸妈在他耳边大声吼着的间接交流了。
就在疫情前一年，奶奶去世。过完百天之后，爷爷忽然很果决的要求子女们带着自己到几个孙辈居住的城市里看看，虽然嘴上没明说，但是无疑，这几乎是当时九十三岁的爷爷下定决心的一趟近似告别之旅了。
他去了大外孙所在的长沙小住；去了小外孙打拼的珠海；也在我爸妈的陪同下，来杭州住了两周；我俗气的高兴于自己恰好搬到了新装修好的大房子，爷爷似乎也很欣慰放心地看到我们居住环境看上去不错，这两周里我陪他在杭州小转了转，记得在他快回去的那个周末，我陪着他在钱江新城的广场散步，他拉着我的手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语气，缓缓叮嘱：“亮亮，这次来了呢，爷爷估计以后再也不来不了杭州了，有些事情我和你说一说……”，我不动声色，可是心里依然微微颤动；接下来他和我讲了自己最得意的方子、珍藏的老药材，还细细的强调了制药时的注意事项。
后来，爸爸还告诉我，在长沙期间，他也被要求带着爷爷去当年在长沙讨生活的时期，住过呆过的老地方去怀旧，那已经是现在全国知名的黄兴步行街，大半个世纪前的老街道房子恐怕已经荡然无存，爷爷在其间徜徉许久，当时的我并不能完全想象他的心态，直到那天在我疾走了一遍面目全非的三五一七工厂的小区之后，或许勉强摸到了爷爷当时心情的边界吧？
再后来，比起一个人住在奶奶不在的家里，爷爷更愿意住在养老院；爸妈和姑姑们则是隔天探望、送菜，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去世，而我在这三年里，能见到爷爷的时候，也只有见缝插针的在视频里、在爸爸妈妈的转述里；而爷爷的形象也在逐渐模糊、淡去，直到这次回家奔丧。
在爷爷的灵前，看着遗像上爷爷微笑的脸，作为孙辈，我所知道的只会是他六十岁之后的人生，我看到的爷爷究竟会有多全面呢？
而爷爷更早年的经历，我或者是从爸妈、姑姑们口中听说，或者是从他自己的讲述中零星拼凑1，站在今天回头望去，隐隐绰绰的有着微妙的距离，虽然当然不如《大鱼》一样瑰丽壮阔，可是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剧烈变动和推进的这段时期，爷爷人生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段传奇。
爷爷老家应该是在湘阴（祖籍益阳）——这一点也只是在很晚之后，一些婚丧嫁娶的仪式中，爸爸介绍：这是爷爷老屋里过来的叔叔伯伯。我才隐约领会到了这一点；
爷爷九岁的时候，做船员的曾祖父就被日本人打死在河岸，这以后，他就不得不开始面对惊涛骇浪一样的时代和困顿生活的磨砺：在他老去后，对各种”抗日神剧”的近乎习惯的痴迷背后，肯定有着从幼年开始就在心头的这点执念吧。
少年时他在湘阴镇上当学徒，就趴在上好门板的店里，透过门缝看着日本鬼子的队伍在老街行进（按查，日军进攻湘阴四次，但是攻陷湘阴全境唯独只有一九四四年五月，也就是爷爷十六岁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在奶奶去世后，爷爷也告诉我他和奶奶相识定亲还是在八岁的时候，想必风雨飘摇中十五岁的奶奶也正在牵挂着他……
之后，他有在长沙生活的经历（见前），也在岳阳做过会计、干过穿街走巷的小贩，做过挑土的苦力（爸爸曾经转述，当年定成分的时候，几番踌躇，最后‘小贩’这个好歹还是属于半无产阶级可团结的同志范畴：第四，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叫苦不迭，因此，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和奶奶双双进入三五一七工厂，而在这之前，爷爷奶奶生活一直相当的拮据（或者”贫穷”更为恰当），”作孽”是爷爷自述中频次出现最高的词语之一，一直等到他们招工之后，按照爷爷的说法，生活才渐有保障。
期间，爸爸转述的一段花絮是，爷爷也曾经醉心写现代诗，在那个运动的年代，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写出了还不错的诗——甚至还上了人民日报作为宣传典型；再接下来是有关方面（应当是总后）来询问想调动爷爷去北京，但是爷爷考量再三：父母在，不远行。——非常具有家族特色的选择，在我今天听来，这段经历是否有口口相传的夸大或者变形，我无法确认，可是，这个故事的每个细节在我看来都很合理……
到了曾祖母去世的时候，爷爷又坚持着按照古制三年没有理发剃须，按照爸爸的说法，一眼望去如同‘马克思’一般，而这点”泥古”放在现在可能只是引人注目，放在当时破四旧、批林斗孔的大环境下，爷爷甚至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可就是硬生生的扛住了；
然后，直到他退休之后，爷爷个人的编年史才算是进入了我视角中的‘信史’的年代：和我看到听到的爷爷最后三十年比起来，明明是占据了大半部分的爷爷的前六十年，在笔下写来是如此的单薄。我深感悔恨，如果我不曾远行，能一直留在身边，也许我可以有机会听到、了解到更多。
我对自己对爷爷的记忆的大致描述，至此已经勉强闭合，却是如此的粗糙乏力，爷爷对我的影响，渗透在我性格、习惯、思维形成中的点点滴滴，哪里又是文字可以叙述得出来的？
爷爷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如果让我试图用关键词来概括一个略微‘抽象’的爷爷，恕我扫遍了脑海，但凡我个性里稍微不喜欢的词汇，的确没有一个能和爷爷靠上边，但是而我脑子里弹出来的词只有：善良，聪明，谦逊。
这些我迄今一样都无法做到，更遑论那些我无缘得见的、他在更年轻岁月里直面艰辛人生的韧性和勇气了。
正是因为这样，爷爷在怀念当时刚刚去世的奶奶时，就一直用‘善良’这个词作为对和自己濡沫一生青梅竹马的奶奶的最高的赞扬，并且用他八九十岁才开始钻研的各种佛学理论来阐述奶奶必定是直接成佛不入轮回，最后，言语间唏嘘自己也许是做不到的——写到这里我才悚然惊觉，在那个夜晚，作为一个虔诚的信佛者的爷爷，一边和我说着这些，一边静静的在念佛机的背景音中一颗一颗缓缓的剥着花生，而他那时所体会到的孤独和悲哀，比起任何人能想到的俗世的离别恐怕还要沉痛上百倍。
他让我带回来他已经熟读的一本《简易快速解脱手册》，薄薄的佛教小册子，里面用的是典型的循环往复的佛教风格，反复教导信徒在弥留之际，如何要守住本心，无论是安逸诱惑，还是艰难磨炼，都要坚持到自己想要的超脱而不至于堕入自己不希望的旁道。书里讲的当然是我无法确认的修炼之道，可是，从当时到现在，每次想到这个，都会觉得，这本书说的又不仅仅只是死后的世界；而如果死后的世界的确如佛所说，我相信爷爷是肯定可以到达他向往的彼岸的。
忙忙碌碌的丧事处理完了，大家回到爷爷的房子，开始过这个大家族‘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年，爷爷奶奶的遗像摆在阳台上从前供佛的神龛位置，而似乎每个人此刻被忙碌压在的悲伤，如同一个微阴下午的树影，慢慢的从心底蔓延出来，最终化成了泪水。
我也读了爷爷手写的遗嘱：这是他写在姑姑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回来的岳阳电力局的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四页。有对子女继续团结和睦的期许，有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有甚至详细到曾孙辈的馈赠，而不一样的地方是特意花篇幅写下了在杭州市民广场边就和我交代过的古方‘观音针’2的细节，除了他觉得好用有用之外，更是信中强调这是传自某某某，当时就被拜托不要失传，这恐怕才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直接原因3。
我眼里噙着泪读这篇遗嘱，爸爸告诉我这是爷爷在奶奶百日的时候写下的，当时告诉他是夹在某本书里，等到爷爷过世，他想起来，在书架上一通好找才翻了出来；我又不由莞尔：这么一板一眼安排好后事、特意在奶奶百天的时候写下自己的遗嘱、说守孝就蓄须发三年、到老了正正经经地要在去所有孙辈的家里好好看一圈他们的生活、去自己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去回访一趟作为一种‘告别’，等等等等；我一下子被击中了，作为个性而言，这点固执而‘矫情’的仪式感，恐怕真的是家族遗传，终我此生恐怕都无法摆脱。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秉持着那点不放下的‘仪式感’，带着一直鲜活的好奇心，像爷爷一样努力去学、去爱、去生活，去尽全力地接近爷爷的善良、聪明和谦逊—— 和对爷爷的记忆一起，永不停懈，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