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村上春树曾经表示，大江和中上健次这一辈的作家的存在，曾经一度给了他这一批的新作家缓冲的余地和空间，让他们能够有一段时间无拘无束的进行文学领域上的探索，而无需背负上过多的责任。所以中上健次的逝世给了村上很大的震动，从那刻起他也开始感觉到日本作家的责任开始向他们这一辈的肩上移动了。
而在新一辈当中隐隐然处于领军位置的村上也被推倒了这样一个境地:无论是社会还是他自己都需要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等等，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似乎很自然的成为日本社会、民族所需要的。
这样的感觉其实不难理解，作家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可能具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进行改变的推动能力——于是,还有着随之而来的应负有的社会责任。作家成为某个时期某个民族的精神依托和风向标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托尔斯泰、泰戈尔、雨果、韩愈等等等等。至于在日本，对于作家的自然而然的推崇和信服感，更是直接表现在作家向来就是被用“老师”来进行称呼（当然还有诸如医生、律师也同在此列）。在这一点上，一旦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开始思考自己所处的民族与社会，并且希望能够对之产生有益的影响。大江健三郎无疑就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典型（他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似乎更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领奖词）。
大江曾经批评过村上作品，说白了认为他的作品就是没有达到‘文以载道’的要求，而且这个‘道’是对社会民族具有积极意义的‘道’。然而在村上的《奇鸟行状录》之后，想必先生应当也会觉得欣慰了。在这部作品中，村上终于抛开了他一贯委婉含蓄的立场表达，沿着《去中国的小船》《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作品里面那些隐隐约约对于日本过往行径的揭露和批评，开始用他罕见的坦率和执着试图解开日本这个民族以及社会，那层繁荣表皮下蒙积着类似劣根性的东西。这部书坦率的讲，并不十分好读，然而单单是主人公终于勇敢的冲破那堵始终横亘在村上作品之中的，介于内外、现实与意识、表层与真我之间的无形之墙，以及他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坦白，表达了自己的类似于政治立场的个人观点，就足以值得好好一读。
我骨子里不太相信那些‘因为对不住中国人民而羞愧’的谢罪言行，相比之下，那些基于对日本民族自身利益、存续，并且从长远来思考，痛心见到民族社会陷入集体性癫狂和蒙昧，乃至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所作出的反省和随之而来的，对于无谓的错误举动所造成罪恶所作出的道歉，这才是更真实和更可信的东西。村上更近于后者，他用疏离于日本的眼光分析着这个社会和民族，然而却无时无刻不深深感觉到自己作为日本作家所负有的责任感，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可惜，中国当代可影响力的作家们，有几个有这样的责任感？或者，有责任感的，却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当然，人各不同，正如我也不能说川端的《我在美丽的日本》就是略次一筹了，艺术追求的理念不同罢了，然而，遗憾的感觉终归是不可挥去的。 ps. 韩寒一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B”，实在是有些残忍的揭示了某些现状。 ps. 附上大江健三郎献给巴金先生的悼词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值得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