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点什么，就在读过沈先生的《凤子》之后，更在读过汪曾祺的《关于受戒》之后。再想想，似乎更多的说，不如读读先生们自己的文字。
左翼文学一度在中国的文学界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或者按照流行的说法，占据了话语权。沈从文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当时的他可以说是按照他固有的倔脾气，唱起了反调，顽强的固守他的美学理念，而作为他学生的汪曾祺，在80年代，可以说同样首倡起了美的反思。
《凤子》题记：
“这种时代风气，说来不应当使人如何惊奇。王羲之、索靖书翰的高雅，韩幹、张萱画幅的精妙，华丽的锦绣，名贵的磁器，虽为这个民族由于一大堆日子所积累而产生的最难得的成绩，假若它并不适宜于作这个民族目前生存的工具，过分注意它反而有害，那么，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这里是一堆古人吃饭游乐的用具，那里又是一堆古人思索辨难的工具，因此我们多数活人，把”如何方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也就完全忘掉了。明白了那些古典的名贵的与庄严，救不了目前四万万人的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作者感到了自己与自己身后在这块地面还得继续活下去的人，如何方能够活下去那一些欲望，使文学贴进一般人生，在一个俨然”俗气”的情形中发展；然而这俗气也就正是所谓生气，文学中有它，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它好一些！
不过因为每一个作者，每一篇作品，皆在”向社会即日兑现”意义下产生，由于批评者的阿谀与过分宽容，便很容易使人以为所有轻便的工作，便算是把握了时代，促进了时代，而且业已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简单一点说来，便是写了，批评了，成功了。同时节自然还有一种以目前事功作为梯子，向物质与荣誉高峰爬上去的作家，在迎神赶会凑热闹情形下，也写了，批评了，成功了。虽时代真的进步后，被抛掷到时代后面历史所遗忘的，或许就正是这一群赶会迎神凑热闹者。但是目前，把坚致与结实看成为精神的浪费，不合时宜，也就很平常自然了。
本书的写作与付印，可以说明作者本人缺少攀援这个时代的能力，而俨然还向罪恶进取，所走的路又是一条怎样孤僻的小路，故这本书在新的或旧的观点下来分析批判，皆不会得到如何好感。这个作品从一般读者说来，则文字太奢侈了一点。惟本人意思，却以为目前明白了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已有很多人，–我尊敬这些人。也应当还有些敢担当罪恶，为这个民族理智与德性而来有所写作的作者–我爱这些人！不害怕罪恶为缘的读者，方是这一卷书最好的读者。”
《关于”受戒”》：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一个不长的短篇，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小说选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受戒》的话，我就写了这样一些。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
还有汪曾祺的自序提到：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一脉相承，虽然看到”和谐”这个词，不由自主的有点不自在，仍然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