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这一辈子，做过他学生的人应当是不少的，就连江青，视情形不同，也间或自承是做过沈从文的’学生’的；但是，毫无疑问，从各个意义上都无愧于’沈从文门生’的，恐怕也只有汪曾祺先生了。
说句无营养的话，这样一对师生，真是天造地设；倘若把沈从文的《水云》和汪曾祺的《逝水》并读，两位都如此笃定的自我鉴定，作为创作者的一生，他们是无时无刻不与’水’相应和的；用作品细节对照，他们对于自己的幼年生活的环境、乡俗、一草一木，一店一铺的那种数十年后历历在目的神奇记忆和艺术化再现的能力，于他们自己，似乎只是一种天生的爱好和观察力，在我看来，这就是属于其实都是自诩’勤勉派’创作者的沈、汪二位先生的天才所在，对这一点，汪曾祺自己也免不了带上一笔’和我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云云，实在让人艳羡。
如果说沈从文的创作中时不时还可以看到有点追求’奇变’的锐气，甚至是大胆和激进（例如，当年的《七色魇》，《清乡所见》，或者《黔小景》这样的作品），他笔下的所谓乡土风情，并不意味这田园风味，而是参杂了湘西特有神秘的一种更为让人心悸的新鲜感——这些作品，或者是笔法独特，或者是故事悚然，或者是结构技巧登峰造极，作为’文体作家’的沈从文，追求艺术上的美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且，借着他本人的才华，无疑也是成功的。而汪老，如果说年轻时对文体追求也多有尝新，例如《复仇》这类看起来有点太不’汪曾祺’的作品，到了后期，真是举重若轻，一贯的醇厚宜人，便是做了所谓的’文体变换’，也是和自己一贯风格并不违背的情况下的巧妙取舍、布局。例如，他重点写过的《大淖记事》，他的变，表现在小说里，是对写’人事’与写’大淖’的重心的侧重安排，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多明显的体现在行文本身之上；打个或者并不恰当的比喻，同样是针对对手的变化，沈先生的方法如同是用起了小无相功的鸠摩智，天花乱坠，信手拈来，而汪先生则是只顾舞起全套的降龙十八掌，见招拆招（当然，这里用鸠摩智比喻沈从文并没有丝毫暗贬之意，只是单单觉得情形有些类似罢了…）。
但是放到散文上，他们的区别却似乎更小一些，除了沈先生年轻时的散文里，抒情的成分更直接，他们看待事物都如此可贵的有一种对事物、生命、美最诚恳的热爱，有一种放低自己的平等眼光，有一颗到老到死都未曾少减的’赤子之心’，读逝水不止一次的让我恍惚想到《从文自传》，而在汪曾祺的文里，起势平和，收势恬淡，中间也几乎很少起高调，写警句，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篇文章下来，偏偏唇齿留香，甚至会慢慢的泛上一丝久久不散的甘甜回味，这种功力，现在已经绝迹了吧？当中蕴含的，并不仅仅是笔力，更是一种看破的透彻。
而且许多结构架势上的讲究和安排，看似毫不出奇，但是无意中细细一想，却真是别有妙处：以’扇子崖下’为例，信笔写来，提到了扇子崖下的无极庙，他写景，写庙，写塑像，写卖汽水人，直写到自己逛完回宾馆，到了最后，忽然一段：回来翻翻资料，无极庙的来历原来是这样：一九二五年张宗昌督鲁时，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封其夫人为”无极真人”，并在竹林寺旧址建无极庙，不禁失笑。一个镇守使竟然”封”自己的老婆为”真人”，亦是怪事。这种事大概只有张宗昌的部下才干得出来。
妙在何处，我到现在也说不真切，就是觉得这么信手一摆，就平白的给本来清淡的短小散文添加了些许园林布局的曲折之感——何出此言？但想想我自己如果写同样的情形，我必然会上来就把这段查到的资料放在文前初提无极庙的地方，虽然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但是细细咀嚼这两种摆法，自觉得高下立现。
他的眼里看到的东西，往往有那么些独特的意味，《随遇而安》里，提到作为右派改造的自己，却笔锋一转，认认真真写起了工作细节，却并不不带分毫感情倾向的议论，只是平淡如水的写，写如何给果园防虫防冻，写自己和土豆打交道的种种细节，末了一句调侃，’像我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全国盖无第二个人’，不用再做什么主观的介绍和描述，何谓随遇而安，读者自知，但是一贯平淡的他，在这文章的末尾，却依然淡淡一句并不声嘶力竭的控诉，可谓振聋发聩：
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