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以后，我再开始读《随想录》，当然有我的私心。坦白的讲，就是作为沈从文粉丝的我，真心好奇想看看，假如在另一个时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毅然决然的放弃写作走上文物考古这条道路的话，他也许会度过如何不一样的后半生？
但是巴老的文笔识见，令我没多久就把初衷抛在一边而投入到更“纯粹”的阅读。
开头之所以说“多年之后”，仅仅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随想录》，是在我高二某次班会活动，大家按老师要求互相分享读书的时候，班上某位同学分享自己刚刚读完的《随想录》，而打算分享《三个火枪手》的我未免有点酸不溜秋的想：哼，她读得懂吗？故意吓唬人吧——时过境迁，到了快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如今的我历经沧桑，可以心平气和而客观冷静的说一句，她应该是没法完全懂的。
此时，此刻，到了这样的年纪再来读《随想录》，我过程中几次反问，都有同样的答案，也许这是我读这本书最好的年纪。
五部随想录，在巴金笔下字字千钧，一方面是思考之沉痛，一方面也和老人病后劫后的身体状况相关。贯穿全书对文革期间施害者们的控诉与对自己被胁从者的行为的悔恨唾弃这两股情绪堪称最强音；而且真要细说，后者比前者更动人。
因为，虽然巴老写了不少自己如何在运动中受苦受难的经历、后遗症，但是却并不是为了诉苦乞怜或者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他是为了控诉施害者们的无人性，而他更多笔墨和不加掩饰的是直指自己那些前期由于盲从，中期由于害怕，后期由于麻木而不得不写下说出的昧心话，直指自己那些也许可以玉碎抗争却最终没有做出来的举动，没有说出来的话。就像巴金提到那些玉碎旧友（老舍、傅雷、叶以群）时的惭愧，也许他没有做到第一时刻的孤勇，但是，冷静下来，劫后余生用这一支笔把自己血淋淋的剖开给历史看，给后辈看，这种勇气何尝不是第一流的？和巴金却丝毫不放过自己的这种坚决相比，有更多的人惯于把一切都推给时代（不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这才是人类社会总会在错误中悲剧轮回的根源。
在形象描绘了痛苦本身之外，巴老也思考了许多”为什么”——这个问题过于宏大复杂，甚至巴金也未必是最具备条件与素质来做出结论的人，可是他的随想录却是属于关于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的直接反思的极其宝贵的资料。而其中从迷信盲从到抽离，甚至是浩劫之后开始写下类似”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这样的文字，现在看来，对自己的突破，以及这种坦诚的勇气，就值得佩服。
我并不是说凡是巴老所思所想所写就一定是正确的，恰恰相反，这本书试图教给后人的反而正是类似这种“凡是”型的懒是偷不得的。而有些观点时隔三四十年后读起来，当然已经和时代脱节，或者是老生常谈；可是偏偏有些论述和当下时事对照却有着奇妙的既视感。他反对文艺审查，反对填鸭教育等等，这些讨论放到今天也同样是有效和会激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可是更让我略意外的是他对民主的”度”的讨论——在他眼里，西方鼓吹的放开的民主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大字报”，需要慎而慎之。这个角度，初看有些不解，再想却不无道理。表面看两者共性是这种所谓由底而上的”自发”，而更微妙的是这”自发”都不可能是无引导的，只不过或是推动于政治领袖，或是”意见领袖”。而作为普罗大众，狂热之下的理智真的能够正确辨别这些”主义”、”精神”背后的真伪美恶吗？只有真正吃过苦头，恐怕才会有这样警醒冷静的思考。而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又何其有幸，从历史，从时事也多少可以心有戚戚。
可是，悲哀的事情是，即使保持警惕，恐怕也没有人真的可以完全避免在大潮之下独善其身。或者被其蛊惑，或者为其裹挟，何况如前所说，哪怕巴金这样的人，都不敢说自始自终清醒无误，普通人又该何以自处？在我看来，《随想录》里诸多观点反思里，唯有这一条是可以抛开眼花缭乱的主义、立场等等的干扰，至简可又至难：
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五卷读完，比我想象中读的快得多，顺得多，那些苦痛记忆，在巴金先生大巧不工的笔下写来，阅读体验却是如此的顺畅，让我不由感叹大家究竟是大家。
然后我才想起来我的初心，《随想录》里提到沈从文一共几处？按我记忆中大概四处；
第一次是为一位几十年创作经验的在北京的作家抱不平，这位后来”转行写服装史”的朋友，夫妻两人就着小桌板来轮流工作，连个工作室都没有，这是国家社会正确重视知识分子和创作的态度吗？
第二次是提到自己和北京一位作家朋友就创作上的争论，巴金认为重在写时代，而那位作家认为时代易变，技巧永恒（我站沈从文！何况除了技巧，沈从文一直强调的是人性）；
第三次是写到了萧珊临出门住院时，收到沈从文辗转问到地址后写来的洋洋洒洒五页长信后反复地读，直到落泪：”原来还有人记得我们”（这封信的原文我在沈先生的书信集子里读过，多写的是”改造”种种，友人近况等等，信里提到汪曾祺的部分虽然短短一句，但是细想足以展开一大段议论，时代在人与人的际遇、选择以及交往上造成了多少戏剧创作都无法表述的张力！）；
最后一次是在提到因为封禁而没有收入的时候，直接在北京投奔新婚的沈从文，吃吃住住的往事（据沈从文的回忆，就是那一段时光，他们就在院子里一起写作，我模糊记得，当时巴金在写的就是《家春秋》，而沈从文完成的就是《边城》）。
每一段都很简短，沈从文的身影就这样在巴金的回忆里，在边边角角处显露出来，没有占据身居上海而交友广泛的巴金记忆的主要部分，恰如沈从文自我选择的隐遁于那个时代；而如果他在运动之前选择了和巴金一样的道路，或者听了劝真的”多写一点”，那么《随想录》中的种种，沈从文绝对是逃不过去的；那他能像巴金一样度尽劫波后写下这本书吗？不会，沈从文恐怕是不会活到那个时候的。
所以他们的选择都没有错，沈从文选择了跳出那个时代，他放下了写小说的笔，去钻研写古诗，去钻研瓶瓶罐罐，去钻研千百年前的服饰，通过这些千古不易的东西继续护住文化的那点魂，试图向更大的事业中去寻求庇佑；巴金选择了与时代浮沉却没有丢掉自己的良心，最后更是为那个时代留下了极其可贵的记录和反思。
“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我们的民族要避免这可鄙的情形，两位先生的选择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都是文人对于时代的抗争，可以不胜，不能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