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话，隐公应当是左传全书大家最熟悉的君主了——就像Abandon在词典中的地位一样，毕竟再没有耐性的人，翻开书就会见到他——除非连前言以及那段传有经无的前文也支持不过去。
但是，隐公这十一年，的确也是跌沓起伏的十一年，而活跃在这期间的突出的人物，莫过于鲁隐公、郑庄公、和半个卫州吁了。
好巧不巧，他们搅动春秋早期这十年的根因，多多少少都可以深挖到继承权的纷争之上，自然而然的，几千年以来也有着无数的解读和征引，看懂这个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段“隐公元年”可以直接敷衍成一本专著，为什么“郑伯克段于鄢”可以同样作为《古文观止》中的“Abandon”排在篇首，而为什么诸如公羊传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些看似简单却奠定了最具可操作性的封建王朝继承实操规范的法则是如此的重要；从而让人开始隐隐懂了为什么《春秋》三传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会有这样独特的地位。
和主视角的隐公不一样，郑庄公几乎喧宾夺主。作为春秋早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把中等体量的郑国硬生生的运营得几乎有了“方伯”的气势；不管是国力的强盛，国内的贤良，还是善用自己王卿的身份而操作的纵横捭阖，都在这十一年里通过把宋卫蔡打得满地找牙，甚至是胜利之后的克制和清醒，都刷到了耀眼的存在感。如果要挑他的毛病，那么我能想到的无非就是“周郑交恶”、包庇子都，以及那最著名的“克段于鄢”了。
可是即使是“克段于鄢”，不论是他很难伪饰的孝心，还是后面让人触动的“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让人还是很难完全责怪他的“老谋深算”，反而折现出这一切的起点（至少经传中体现的）是由于母亲对于“非嫡长子”的不当的宠溺和无条件的偏心，从而直接间接造成了后面延续多年的系列战乱；
而卫州吁则更加是典型的以幼篡长（甚至还不够贤）之后直接造成了一场波及郑、宋、卫、蔡、鲁的“世界大战”（其中更混杂了“克段于鄢”以及宋国由于“兄终弟及”带来的继承权之争的余波），众所周知，只有涉及到继承权的斗争才是毫无商量余地的你死我活，甚至连“除恶务尽”的扫除工作都要比一般的外敌更加彻底，而这场席卷了数国的纷争，如同儿戏一样从西打到东，从东打到西，今日东门之役，明日入郛之战，从隐公四年延绵到隐公十一年依然余波未了——甚至让鲁隐公和自己的母系亲戚的宋国反目，实在是一个最直接的“反例”。
可是，该怎么评价隐公呢？
思来想去，一声叹息。他是个大部分时候知进退，守本分，就连最严格的“克己复礼”也做的不错的人：作为庶子，虽然被推举继承，但是“不书即位”，“不为丧主”，对桓公母亲和自己母亲的身后事情的操办的礼仪尊卑都分得清清楚楚，毫不逾矩，直到政变死前都一直清清楚楚说了，只是代理执政；
执政上，至少不过不失，能用贤良，能有自省，在位期间，有外交成就（和郑渝平，和戎成盟），开疆拓土（虽然都多半都是蹭郑庄公的队伍，并且在土地得失问题上，和逼格满满的郑庄公比起来，就能明显看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同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之间的格局差异）；
生涯里值得一说的争议也就是因为去钓个鱼就被左传和古文观止挂起来示众了几千年的“观鱼于棠”，以及因为一语不和最终和宋国反目的冲动了——可就连这两件事情，一件他自己叹息“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一件则是转头又可怜巴巴的去打邾期望能让宋国消气（直到最后没有效果终于彻底放弃和反目），和他一次两次无法拒绝纳土的情形一起，都生动的塑造出来这种既想求上进（圣贤）又无法完全克服私欲、贪嗔的普通人的秉性的矛盾来，很难让人讨厌…
可是，就这样，他也逃不开前期无法完全服众的尴尬（大夫们绕过他去筑城、出征），后期更是因为野心家在他和桓公间挑拨撺掇后最终逃不过兄弟囿墙而身死的命运。也许如果真心交政，那就该用更类似周公的方式来明确所谓“辅政”的态度（或者更早的还政），如果确实内心是不想还政，要么就要更心狠手辣的早作处置。在我看来，他这种暧昧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的根因。
当然，春秋不会这么说，隐公一节的寓意更多的恐怕是在于，立贤不立嫡，哪怕做到了鲁隐公这样的程度，终究还是不会落下好结果。
但是，对于读者如我，周旋十一年，终究无法对那个谨慎活在自己庶子身份的阴影下，时时刻刻都勉力维护着礼仪，努力做一个靠谱君主，却又忍不住去钓个鱼，忍不住爆发一下俗人的小脾气的鲁隐公如此冷酷。
他的一生也许是儒家关于嫡庶，废立礼仪的一个有力材料和注脚，但是我还是抑制不住的为他的死感到遗憾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