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这一个时候捡起《山乡巨变》，虽然多少有点奇怪，但是却有因有果：
一方面是前段时间读到沈从文土改家书中有一部分提到了山乡巨变，说龙朱、虎雏都非常喜欢读，当时的他还踌躇满志表示，自己要去通过采风、体验，写出更好的小说来一较高下；而且在后续又感情复杂的提到，现下的小说必须要写‘故事’，自己恐怕力不从心不善于此云云。周立波的作品，我还是在初中的时候读过，时过境迁，早已记忆模糊，当然好奇假如是今天的眼光去读，会不会有特别的体会？
另一方面，对于《山乡巨变》，我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大概是在我初二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那个经典的‘死亡座位’——即靠近后门的最后一个临窗位置上，正在读《山乡巨变》开头的我，被教导主任（或是年级组长？）从外头盯住然后拉出教室收缴了书籍。这甚至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这本书还是我从市图书馆借来的；然后，为这一系列不幸画上完美高潮结尾的是，大概一天后，我丢在家里书桌上的摊开的借书证，被我爸无意看到，赫然发现我基本上每两天就有两本的借还书记录，直接暴露了我看闲书看的多且必然‘侵占’了学习时间的事实，而被迫暴露了这本《山乡巨变》被老师收缴的事实，这也直接导致了一顿胖揍。
所以，虽然我模糊记得这本书最终还是取回来了，但是其实一直就没继续读下去了；二十多年后，说不定反而是个合适的时机。
书是大部头，读起来一气呵成，意外的顺畅。完全可以理解半个多世纪前的读者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周立波，为什么他的书可以在当时的中国风靡一时，叫好叫座。
读《暴风骤雨》的时候，可能是读书太少，没有意识到周立波首先作为一名湖南作家对于方言鲜活而生动的使用是何等高超的技巧：熟悉这些方言的话，仿佛书里的台词是自带配音的，文字入眼，耳边仿佛就可以听到书里的人；而放下书想想，对于完全不了解湖南方言的读者来说，这些被作者自信的植入的方言，会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呢？似乎也不太会，因为那些字眼和情绪，都是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符合情景符合预期，就算看不明白非常确凿的意义，也不该影响体会到说话人的用意，这才真是一种创作者的自信！
而那个时代的乡土作家们所谓的收集素材或者体验生活，可真是实打实的‘三同一片’（同吃同住同工，打成一片），书里那些家长里短、各型各样的生活细节，绝对不是拍着脑袋站在岸上可以虚构出来的，所以，大部分的故事里的鸡毛蒜皮，婚丧嫁娶都是给人踏踏实实的真实感，大部分的逻辑也都是自洽的；更具时代特色的是，文学创作之外，今天开着‘上帝视角’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创作者政治学习和对政策的理解，不光是条条框框文件学习，是真正深刻理解了从农村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这两步农村改革的因果、利弊和这些理论上的因果、利弊如何真正细化落地到影响每个农村家庭个体日常生活的——在文学价值之外，不难想象一部风靡全国的寓教于文的通俗小说，会为全国的合作化运动带来怎样的助益；而抛开后来病态风气冲击下的动荡时期直到包产到户为止，从初期短短的几年以及全国范围来看，这些集体化改革的积极意义其实还是存在的；作为一位小说家，周立波于‘事功’一途，也算是无愧了。
那么怎么理解沈从文对于这一时期的‘当红作家’们的评价或者说自我的审视呢？他提到过（大意），当下需要和欢迎的是这类写‘故事’的土改文学，而不是写人的，而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产生了他后期比较有名的那篇关于“有情”和“事功”的思考的文章。那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山乡巨变》的话，会有怎样的判断呢？
前面我提到过“大部分”的逻辑和故事都是扎实自洽，就连人物语言、反应都可以算得上沈从文爱说的“贴到人物写”的标准了——可是，对于这类“事功文学”来说，有着不可避开的宿命，那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主旋律的善恶奖惩，必须服务于创作目的，而并不是从人物和命运中自行生长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关键节点上，落后分子可以几句话下幡然醒悟、正面人物就一定可以死里逃生、设定好的反派就会不认形式的结尾前必须跳反、有情人就一定能成眷属、符合政策的改革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尽管创作者已经尽量的做好了铺垫，但是，毕竟，所有符合群众愿望的东西都实现这个结果本身就不真实。开个玩笑，放在沈从文小说里，管你主角配角，好人坏人，哪个在掉进水里被冲走的人物还能活着？就更别说一救救三个了……但是，我就不敢自作聪明妄论有情事功的高下了。
毕竟，抛开时代和政治背景，纯粹从看故事的角度来说，《山乡巨变》中体现的就是一流水准，几乎（我意外的发现）可以按照书本节奏直接拍出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再进一步，考虑到这种“主人公面对新环境或者新挑战，一个一个的收服那些本来不友好或者不服气的队友，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最终达成一个重大目标”的结构，这可不就是一部典型的日本校园或者职场剧吗？
时代会变化，政策会过时，但是人性不会，故事，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