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左传》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写出来的人物有‘人味儿’，千古之下，栩栩如生；烛之武嗔怪郑伯的那段话：你早干嘛去了？现在知道求我帮忙了？让人莞尔。而至于烛之武如何‘离间’秦晋之好的说辞，无非还是利用人性各种幽微之处，本身倒不见得多么的特别，但是想必当时的情景下，烛之武现场的发挥和气势一定也是第一等的。

今年暑假，父母终于按捺不住念孙心切，赶在杭州数十年难得一遇的酷暑期间，来杭州小住了一个月；略微遗憾的是天气极热，又无台风，整整一个暑假，都是在大汗淋漓的印象中度过，全靠室内空调才熬了过来。虽然借着同样欧洲休假的高峰期，我工作日也都尽量早的赶回家，不过，日常陪着他们的时间也并不多；日常也就周末出门晃晃，聊的也多是不痛不痒的话题，无非悼亡追远，家长里短——当然，或者本该如此。

眼花以为是博尔赫斯的书开始读的；

展喜犒师和前文《阴饴甥对秦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怎样用外交来幸免于兵灾。

这是读古文观止选左传文到目前为止，少数让我感到别扭的一篇了。介之推是什么人？当然是文化符号一样的人物，不论是他在晋文公流亡期间的忠恳、以及不受禄行为本身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比如寒食节）这些都是高风亮节值得钦佩，但是，就文章本身描述细节来看，却稍许违和：

政治，或者说‘礼’也如是，归根到底其目的是要抽离个体、私人感情，用抽象的‘角色’来替代个体的‘人’；

宋襄公在历史上、民族记忆里的形象和脸谱，就在这著名的一战一论里定下来了；小时候翻这一篇的时候，不去细思微言大义，反而的对文章里‘不禽二毛’里的‘二毛’这个词印象深刻，心里觉得真是萌萌的。

阴饴甥对秦伯，可以说是处于彻底劣势之下，弱者对强者外交能做到的极限了；示之以柔弱，辅之以道义，底色却有玉碎的隐隐示威；

是春秋五霸的起点，也是周王朝礼乐最后的余晖；齐桓公算得上是霸王杂糅的典型了。年轻时的公子小白和后面几位的年轻时代比起来就已经比较君子了，等到了‘耋老’之年，更是其风淳淳。

从前没有注意，但是一篇篇细读下来，才发现编排的深意；前文那些遮遮掩掩的对于‘神’的说法，在宫之奇这里，已经干脆很不耐烦的撕破了。一边指出所谓神享不享完全取决于民心（只差没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另一边则是很技巧的指出，你会敬神，对手就不会吗？是晋国的祭祀的物品没你的香呢、还是神会挑食？——人家献也献了，受也受了，如今神是会把吃了的吐出来不成？ （神其吐之乎？）